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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安三黄》
黄先生早年全家福曾几何时，
川南地区有两句古语：“金千为，殷振雄”;“荣州不让嘉州好，自贡人才成都官。”江安是川南一个中等规模的郊区县城，既不能称为“聚宝盆”，也不能称为“人才库”，但能称得上才女、能称得上才女的人数并不稀少。来自合江、梁启超的历史学家高祖周传如说：“江安培养了很多人，在全省全国都很有名。比如街上竹山母子，都是锣诗、能干文学、同景，北街的哥哥傅增祥，都是翰林。傅氏双建楼藏书丰富，版本学习精髓，位居世界第一。东街的冯飞（No.若飞）留任张群秘书长，以诗画闻名。黄全斋，黄万泉父子，诗词好，画画精美，在上海享有盛誉。其实，学过中西、博古与近代的周传如本身就是合江人才，后来还有以编剧、导演京剧闻名的戏曲艺术家席明真，享有“江安人才”的美誉。
一开始，人们无疑说得最多：“男三福，女三黄。“'江安三府'是指傅增玉、傅增普、傅增祥三兄弟，一家三人，两翰林。”傅增祥是藏书家和藏书家，在北洋政府时期担任教育部长的官员，是最有名的。傅增祥的长孙，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秘书长，中国工程院傅新年教授，可以算是傅家学的后代。“江安三皇”是指黄万泉、黄小全、黄少全三姐妹，她们在清末可以当选为妇女界的立法委员，民国完善后担任山东省政协常委的诗歌作家。临终前，万权先生反复说：“江安只有'三福'，没有'三黄'。一半是事实，“三黄”和“三福”不能等量看待;其中一半是自谦的，吕碧成、钱木、吴密、吴密、许仲书、周如昌等大师和鸿茹都称赞“三黄”。万权先生早年发表长诗《万泉三十诗》，与秋瑾一起被被称为“男人和两个英雄”的政治评论家、诗人吕必成称赞为“蜀中的才子”、“今天的李青莲”，从此被称为“巴蜀的才女”。被誉为“新中国研究红色研究第一人”的周汝昌，撰写了《黄家三姐妹》一文。他称赞：“他们可以擅长诗歌，他们很生气。在三姐妹中，万泉才华第一，诗词不凡。
然而，命运”
三黄“命运多舛，小全（1911-1968）26岁丧偶，邵权（1919-1971）35岁择配偶离内阁，两人均因”文革“期间受压迫自杀。万权（1908-1993）虽然八十多岁就去世了，但他的一生充满了疾病和灾难，35岁时，他的母亲、时任西康省民政局长的金唐冷荣在路上遇刺身亡。文中至此，人们感叹：“自古以来，才华横溢的女人，日子瘦弱。"
关于“三黄”的人生事迹和学术成就，袁庭东院士的文章《缅怀父亲黄少全先生》非常细致，既到位又深刻。我的老师赵立生老师对袁文晚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特别推荐给我。我的祖先与黄家有双重关系，笔者本人一直由黄家父母照顾。新出版的《黄少全史文稿》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下面这些只是供我个人了解，对“三黄”家事稍作补充难免复杂。
二、家事
兴文地横跨淮河南北，江南叫南翔，涪陵叫北乡。清末，兴文黄氏是北乡黄家中名气最大的，其次是南乡的黄家。如今，嘉善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村落建筑之一，已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公园、民俗博物馆。它的名气大大超过了村子，所以人们误以为黄氏三姐妹是西家山黄家的人。看来不然，两个黄家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同姓联合起来，觉得这个家族是一样的。村里的黄家原本住在水清铺，万权和小全就出生在这里。清初，黄河沱三角沿线土匪猖獗。为了抗拒党争，黄家在乡下建贵阳村，迁到这里，故叫黄家上村。听说现在是中学。
万泉、小全、韶全的排名不大，二、三，而是三、五、七。万权先生虽然不是老大，但他不是老四，而是老三。她说：“我有一个哥哥早死了，我应该做两个，我爷爷给我取名二哥（就是”招哥“），所以我去了三次，然后按照这个顺序。至于为什么没有第四行和第六行，不知道是他们死了还是因为其他原因。称“三黄”和“无兄弟无兄弟”不是依据，但不是很准确。万权先生有一个比她大三岁的弟弟黄有全，由叔父抚养长大，他将家族企业传给经营家族企业。黄家田财产很多，每年都在千石黄谷以上收租，解放后被指定为大地主。兴文最大的地主不是黄家，而是“土里老肥”的刘福生。这个人一年收了2000多块石头的房租，却和长期的工人和谐交往，亲自去田里干活，平时光着脚打，冬天才在干涸的田野边洗澡，穿上草鞋。土改期间，因为无权无恶，被厚重对待，后来以行医为生。黄有铨受到批评，群众数千人参加斗争大会。时任合江省委主任赶到现场，称黄有权为“江安黄世人”，并立即镇压。《四川商报》刊登了这一消息，把他作为川南村霸主的典型例子，并大刀阔斧。小时候，据说这位公爵有些“鄙视”，父亲对他不太满意，曾写了一首诗安慰他：“修炼读书传承了两百年，修读书为先。我对我的孩子没有奢望，如果我不落入宗门，我就是有德行的。......记住现在的悲伤宗，不要让暮光教无教。“他有什么罪，我还年轻，我不知道结局。
这
万权先生和邵权先生的事迹在相关资料中已经详述，可以补充的并不多。关于万泉先生，有两个疑点：一是她1931年去北平交通大学读研究生，谁是导师？傅增祥一开始就问过，万泉先生的回答是：“黄焕文先生（后改名节）。“晚年，她跟我解释，她的导师是南方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高买英，向西方大黄节请教。东坑营也是一位著名艺术家，他的著作《汉魏六代笔记》和《唐宋文居精要》多次重印，广为流传。有学者称万权先生为“黄继刚的中学生”，但黄侃并不是他的研究生导师，她只是时不时地向黄侃请教。第二，万权先生是立委，解放之初是怎么跨过门槛的？据她的父母说，她当时在上海，被列入逮捕名单。上海市军委主任、后任北京市校长的曹帝秋，在北京当高级教师时是万权先生年级的朋友，知道她没有坏事，略有天赋，就被从名单上除名，后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至于邵全先生，我听他父母说他有一个绰号叫“不忍回头”。她风度翩翩，身材苗条，喜欢连衣裙，引人入眼帘，可惜小时候患上天花，背上留下了轻微的印记。邵权先生在缪凤林院长的指导下就读于中央研究院研究院，后跟随钱木先生在四川华西坝齐鲁学院学习魏晋历史。万权先生说，“钱先生十分重视邵权”[黄万泉：《哀悼两姐妹》，《杜林手稿》第255页]，钱老的《师友杂记》就是明证。钱长老称赞道：“做人，善于查证，是一件难得的事情。他还说自己擅长做饭，会喝酒，“能用瓶子自杀”。从《师友杂记》中可以看出，邵权先生写了《战国志》一书，他的《楚国一编八卷》已经失传。钱老后来重印《先秦子年》时，“加了几篇韶全文”（钱牧：《父母、师友八十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222页]。据我校历史老师、80年代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徐朴院长介绍，抗战时期钱老在上海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金童玉女”，“金童”是金宝祥先生，“玉女”是邵全先生。我在读研究生时的导师金先生问过他这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金先生说，钱学森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当老师，后来在武汉大学当朋友，但联系不多。
研究生毕业后，邵全先生在华西学院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当时位于宜昌的湖南师范大学。1955年与美国农学博士杨云奎、遂宁结婚后，进入成都大学历史系。杨氏先是二等院士，后晋升为一等院士，曾任山东省农业部部长、农科司长，湖南农业大学教授，文革期间住在“牛棚”里，1970年去世。
关于四野先生的生平记录很少。1928年考入苏州学院英语系，后转入黑龙江学院。1932年毕业后任重庆小学语文班教师徐培仁寿王乃勇。王某毕业于中央学院，通过高等公务员考试，先后担任西安高陵、四川岐江市长，任职当年将逝。筱泉先生曾任合江女院长，按照当时的规定，要求他参军，担任师部部长。这也是她在文革期间被关在“牛棚”里的原因。小泉先生精通祁黄的学习，一是从家传统上，父母和舅舅范石有懂医书的传统，二是久病成好医生。共和国建成后，被广东大学校长周太轩聘为校医，后在上海工业大学诊所任中医师。“三黄”身高约1.65米，小泉略低。万泉脚小，走路艰难;筱泉是天生的脚，行动自如。小泉的出场不在万泉之下。她能够写诗，但留下的作品很少。幸存者有《如昌先生四首诗，第二首是：“俗话明天早点出现，最荒诞的地方最苦。索阴剩下的儿子都剩下了，庐山省也没有人。“这是一部杰作，赢得了周如昌的赞誉。
3. 带上亲戚
清末，识字率低，读者寥寥无几。星文的知识分子圈子往往时不时亲密、听话，只有近与远、深浅、多少的区别，这是一个小小的关系网。万权先生和我都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情况，仅举两例。
第二，与周传如关系的回归。80年代初，八十多岁的周传如从南京来到上海，来到朋友、北大同学许忠书先生家里住。这期间，万泉先生一进门就来找万泉先生，称他为黄三味，并赠送了他论文《论兰亭序绘画发展方向解读》的印刷本。 万权先生赶紧叫他周鹦鹉，这与父亲对周传如的亲切称呼一脉相承。看来黄和周的同事关系不止一个层次，估计世代的方式也不止两种。万权先生是个方正的人，调侃安抚，当画，当画，一看到题目，她就当着她的面表白：“你知道什么书画？“看得出来，他们接触过很多，相当熟悉。万权先生告诉我，看完之后，他知道确实有新的东西。几年后，周传如病逝，后人将她的骨灰送回彭山南门外七里半的家乡安葬，途经北京，请万权先生为石碑刻字。
一是与朱山母子的关系。现在说到朱山，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说起朱山的女儿，长沙大学历史系的朱磊院士，几乎大家都知道中国唐朝的历史。过去，在书中，辛亥烈士、《蜀报》主力作家朱山和他的父亲艺术怪物朱庆昌都是大名人。万权先生说：在北京中学，朱庆昌是一名老师;“至于我的同事，我叫他姐姐。”所谓舅舅，父亲的姐夫，也叫舅舅。抗清战争期间，朱庆昌一行被困在金塘县鹤鸣镇的家中三年之久。“才华横溢、英勇牺牲革命”的朱山被误解甚至训斥。万权先生愤怒地写了一篇题为《朱山的事迹》为他辩护，称赞朱山“加入了民主革命的行列”，“是其中最英勇的先驱之一”。至于上文周传茹提到的解放后担任四川省文化历史博物馆图书管理员的冯若飞，万权先生说，他和她是血亲，是平等的。黄家与傅增祥家族有“间接血缘关系”。1931年农历五月初十三，傅增祥60岁生日，兴文老子聚集在老子西街7号傅府过生日，在北平读书的万权先生和我母亲都被邀请到，驻滕县一带、任二十九军军长的杨文权也来了。杨是黄埔二期学生，曾率部参加平星关战役、武汉战役、粤北战役，由总军长升为旅长，后升任整编第72师少将，1947年在德州投降。
黄家和我家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80年代中期，成都大学清史研究员唐光培邀请我参加他的硕士学位答辩。唐老师对我说，听少泉老师说，你和她有关系，你们有分歧。有一次，我去杏巷公寓拜访万权先生，随便问了几个问题。她对“瓜歌琴”这几个字颇为不满，说邵全当时还小，不知道。万权先生给我解释，她叫我奶奶三老表哥是因为她爷爷姓黄，我奶奶的妻子也姓孙，黄刘和张柳是近亲和嫂子，黄柳是姑姑，张柳是侄子。为此，我父亲似乎比少全先生大六岁，他仍然被称为黄启伟。我们母子俩称“三黄”为三婶、五姨、七婶。上次回到柿子巷，万权先生说，我之前走后，她的脑海就像电影一样，播放着我们两家的往事，一幕又一幕。她渐渐地一一来，旁观者是川大学图书馆的张老师（好像是宋版古籍研究者）。比如当年奶奶在吴县打工，爷爷在北京灯宵街去世，葬礼全由父母办;妈妈早婚，她参加婚宴，在教堂里看到两个小婴儿;有个暑假，她回到北京彭山度假，坐了我们家装袋的木船，从曲仙阁经过成都、宜宾，依然坐在顾林龙旁边，奶奶一路骂爸爸;......颇有故事。
4.“一、三、四、五”
妈妈觉得称黄、张老相识没什么不对，但两家人的关系比同事还多。 万权先生的女儿名叫黄牧恒子全寨（1876-1944），1998年版的《江安县志黄牧恒传》是她自己写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张世禄从小就从小就从北乡发炎。”同书《张乃庚传》说：“石鲁神父，原清囊肿，是北乡有名的腐败儒家。张世禄是我的曾祖母，张乃庚明宗高（1888-1950）是我的叔叔。《黄牧恒传》也说：“穆恒与因果报应师张世禄的儿子张乃庚交了朋友。万权先生告诉我，我祖母称他父亲为四表哥或四长老，两人是朋友，看到同一件事，一起工作。
在过去，到处都有所谓的“护身符”。据当时的人说，兴文的“官符”是“幺、二、三、四、五”，即袁一业（只知道他的祖籍是松江）、赵七夜（紫超，北洋政府时期议会议长，古宋祖籍，后调至宜宾）、张七夜（奈庚）、黄八爷（全寨）、 冯无野（学敏，冯若飞的弟弟）。“五长”的理论不一定很准确，听说“彝二”的二长老实效不大，而“三黄”的儿子黄八叶全寨威望高，影响力大。他以德著闻名，曾任省参议院议长，其亲人仁寿冷氏是川康地区石氏的名门。与黄八爷不同，我的祖母张二少爷出生在军队，因为他在北洋政府时期担任四川陆军中将和师长，在省内人脉广阔，在家乡颇具号召力。黄、张，一文一武，默契合作。张峰县参议员由黄烦推荐。
《江安县志黄牧恒传》说：“穆恒把张乃庚当成开悟的大臣，推荐张乃庚做县参众两院议员，鼓励他多做公益事。如果剩余的资金用于为学校设立奖学金，即黄和张通过县参议院和众议院倡导的奖学金。同一本书《张乃庚传》列出了他在担任县参议员期间为人民所做的一些好事。抗日民族剧在“五长老”的配合下搬到了洛江。戏剧局局长于尚元的同事冯若飞拉弦，张乃庚赶紧处理。有人反对剧呆在城隍庙，黄全斋出面劝说。万权先生回忆说：“国剧学院要搬到彭山，厂址定在城隍庙。母亲说：'孔子严守夏，孔子是圣洁的，如果孔子在抗清战争的这个时期，他一定会放弃文庙的。所以大家都笑了，没有异议。“黄、枫、张，你们宗族和睦相处，相互扶持，有'一荣一负'的大趋势。”人体解剖学是猴子解剖学的关键。民国时代的合江草根社会，或许可以作为理解清代乡绅社会乃至明代医生社会的参照系，但它具有个体的现代性。题外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5. 感谢您的关心
对于黄家的三姨，小时候只知道自己的名字，没有真情实感。1955年西康省划归贵州省后，我们自然而然地相遇了，父亲从乐山迁往上海后，母子俩也跟着父亲相遇。在我的记忆中，我只见过黄武先生的姑姑小全先生一次。我全家搬到北京没多久，她就带着一大叠精致的糖果来到狮子巷看望我们母子俩。我的印象是，阿姨既闷闷不乐又热情。我多次遇到三婶万全先生和七姨少泉先生，他们都很关心和帮助我。
万权先生拍了更多我母亲的照片。他的父亲张金洲（1913-2001），别名振祥，是中共地下干部。40年代中期，万泉先生的儿子冷荣的弟弟冷银东被任命为成都专员，并命令他逮捕他的父亲。冷银东通过黄家向祖母汇报，父亲在广元避难。1949年夏天，父亲奉川东专委会之命抵达乐山，为刘文辉做叛乱工作，途经广州，局势十分紧张。家父搬家明智，住在黄花街万泉先生家，万泉先生祝福他。当时冷银东正也是京主，住在冷家很安全。万权先生说，顾客来加两根牙签和一个碗，完全不是问题。万泉先生担任国史博物馆主编期间，我的姑姑张安文在北京工作，两人联系不多。舅舅好心地请万权先生为我奶奶题刻石碑，万权先生短时间内就完成了，画得很美。由于当时家乡的雕刻水平有限，墓碑上的雕刻有些走形。
简陋的《宋代婚姻与社会》即将出版，舅舅出面请万权先生题书名。她是个严肃的学者，怀疑明清联姻很难想出。我把稿子拿出来征求意见，万权先生看了之后，说自己写了特别的东西，于是高兴地挥了挥笔，泼墨了。书有两种，行书和草书，每一种都反复书写供出版社选择。万权先生后来为我写了一首挽歌：“文发春华，薛秋实;只有东箭，武器重南京。“鼓励是显而易见的。有一次，我急忙问万泉先生：“你奶奶家是国家干部吧？她说，“不，没有党派之争。我以前很奇怪，但后来我觉得这不是不可理解的。比如，人们认为我奶奶一定是国家干部，虽然他在1908年上海玉龙学校读书时才参加同盟会议，并没有加入国民党军队。她盘问我：“你是共产党干部吧？“我回答说：”和你祖母的一样。她有点震惊。其实，由于我们都有着“统战人物”的身份，万权先生晚年跟我聊了很多，特意请我吃彭山菜鸡杂。我被任命为省政协委员，是万权先生先告诉我的。1993年暑假，万权先生病重，听到消息赶往省诊。病房门上写着“不准探视”，我闯了进去，过了一会儿，她开始说话。万权先生说她已经睡了七天了，我才醒过来。然后他问我：“你不是开省政协吗？我没有回答。她说，我在省政协新一届委员名单上，讨论中她有些赞不绝口。第二天，中学叫我报到，会议已经开了四天。万权先生不久就去世了。
1957年秋，我一到西安大学历史系，就听到系主任李天虎院士说，为了提高师资队伍，赵立生先生经高等教育部许可调离四川学院，广东学院的黄少全先生也将接任。 后来， 邵全先生向我否认四川大是打算调这件事情，她既要服侍又要照顾母亲，离开上海真的很难。我第一次见到韶泉先生，还是1962年夏天，我在东北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父亲带我去桂大正源请教韶全先生。韶全先生很快带我去水井街拜访藏语先生，我在《孟老叫我读文鉴》一文中对此作了描述。1965年8月，邵全先生在《光明晚报史学》上读了我的文章，写了一封鼓励信。
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借用山东地方志的书籍。 邵全先生研究明朝东南回族人的问题，需要查阅各种云南地方志，当时只有排队才能找到，不好找，于是我从四川省图书馆一一借了，寄给了她， 半个月后，她如期归还了它们。邵权先生的认真、勤奋和勤奋的学习可见一斑。邵全先生的中学生苗文远第一次发现邵全先生居然有山东省图藏的古籍可以看，心里觉得奇怪，爱上我后才知道我会代我借书。二是与赵立生先生相处融洽。邵权先生和赵先生年龄相仿，都是顾炎武的研究者，认识却不谈恋爱。邵全先生的文章《顾炎武北伐》的刻版通过我传给了赵先生，一份赵先生的文章《顾炎武的研究》送给了我邵全先生，两人一直不认识。1972年，赵先生途经北京，先拜访了许忠书先生，也准备拜访邵全先生。徐老“悲惨地说，不久前，她吊死在房梁上，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2002年夏天，在成都启蒙历史晚会上，我陪同黄宽忠院士、张源院士拜访了赵立生先生。赵先生对邵全先生的去世深感遗憾，向我推荐袁廷东院士撰写的《缅怀父亲黄少泉先生》一文，发表在《雪林老故事》上。1980年我从拉萨调到南京后，我常常想起邵全先生。如果她还活着，正好赶上改变和开放，她一定会写专著，我一定能学到更多。我想用这篇短文来悼念黄家的三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