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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大运河几千年来一直是交通要道，连通南北，两岸繁华。 被誉为“华东平原的母亲河”。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目前大运河的保护、开发利用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21日，首届中国大运河国际高峰论坛在浙江杭州开幕。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在会上指出，当前大运河的保护还面临不少问题，其保护和利用也迫切需要法律法规的完善，特别是像《大运河保护条例》这样的规定。 《长城保护条例》国家层面的法律支撑。
首届中国大运河国际高峰论坛由中新社和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杭州运河集团、中新社浙江分社、杭州市旅游委员会、杭州西博会协办办公室。 本届活动以“活出世界遗产，连接文化，行运河”为主题，邀请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荷兰等国家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专家学者和实践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运河沿线城市，共同探讨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将促进中国大运河和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本次论坛的演讲嘉宾，柴晓明首先积极评价了近年来我国大运河的保护和利用实践。
他说：“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很多法规，建立了很多制度来保护和利用大运河。 他们还制定了多项系统保护规划，实施了多项整体保护工程，成效显着。 。 运河沿线很多地方已经从脏乱差的地方变成了公众欣赏传统文化和运河文化的重要场所。 此外，杭州采取政企合作方式，各司其职，保护和利用大运河。 灵活有效的管理方法值得学习。”
同时，柴晓明指出，当前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世界文化遗产正在经历“后申遗时代”三大变化，即“从国家到地方、从项目到机构、从项目到机构”。从保护到利用。”
“从国家到地方，是指保护管理工作系统性弱化、保护管理主体责任下移、保护经费投入和相关项目减少等；从项目到制度，是指保护管理工作在保护管理工作中系统性地弱化、保护管理主体责任下移、保护经费投入和相关项目减少等；从项目到系统，是指保护管理工作的系统性弱化、保护管理主体责任下移、保护经费投入和相关项目减少等。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保护和管理工作从被动保护转向主动保护，从战役式突击转向建立常态化保护机制和制度，从保护转向利用，意味着后世界遗产时代，世界遗产应该从弥补以往保护和管理工作转变为成为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必修课。” 他提醒，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使许多新老问题更加突出。
“首先，运河遗产还面临着被破坏的风险，其调查鉴定工作也任重而道远。运河的很多河段都没有纳入运河申报遗产的范围，如何鉴定和保护呢？”还有一些新的发现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的保护项目是由于后期的保护和管理，我们还需要注意由于落实不到位而导致恶化的问题，另外，运河保护工作也比较松懈。比如，一些河道申报世界遗产后没有得到有效维护，一些保护展示设施申报世界遗产后闲置；再比如中长期保护管理规划的内容“实施进度缓慢，特别是一些中长期规划内容难以有效推进。此外，我们的遗产监测和档案体系建设还很薄弱。”他说。
柴晓明特别指出，现行运河保护管理体制亟待落实，法律法规亟待完善。 “运河遗产的管理非常复杂，多部门、跨区域协调管理的复杂局面在申报后并没有改变。我们缺乏像《长城保护条例》这样的国家法律法规的支持，当然这件事也比较困难。”
最后，柴晓明还就后世界遗产时代如何加强大运河遗产保护提出了五点“接续”建议。
“我们要继续巩固大运河申运阶段各方面的创新成果，进一步落实大运河协同管理机制； 继续发挥和巩固已形成的各级协商体系和大运河保护利用城市联盟的作用。 继续加强运河遗产调查研究工作，整合运河遗产资源。 继续发挥大运河监测体系的活力和效率，并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来做这件事； 继续加强对公众的宣传，公众参与尤为重要。”柴晓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