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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比看一百遍还真实，最有说服力、最有感染力。”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曾表示。
保护文物是一件大事，很重要，但也很困难。 《瞭望台》援引一组数据披露：2014年，国家文物局对100座古城不可移动文物消失情况进行了普查。 对于地方自查数据，国家文物局通过卫星等方式选取了10个县区进行核查，发现存在较大差异。 如果按全国这10个县的文物消失率计算，一年左右全国就有1.5万件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近年来，文物法人违法行为频发，已是不争的事实。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刘亚楼故居被拆、辽宁省大连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百年胜利桥违规维修等事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文物保护”成为高频热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文物保护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多次强调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保护历史文物与发展经济同等重要。
“保护文物是一项大工程，需要相关人员依法管理，需要有人依法监督。目前，我们的文物执法队伍还不够系统、完整，要落实好。”尽快加强文物执法垂直管理，使文物检查取得实效。”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浩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文物保护不是“绊脚石”
记者：近两年，涉及法人的法律案件频发，文物保护往往处于被动。 您如何看待这个严重的现实问题？ 原因是什么？
张廷浩：中央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就是指统筹协调发展。 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 它不是强调某一个，而是衡量一个地区当地发展的总体水平。 过去是以GDP来衡量发展的，但过去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建设存在很多短板，债务也很多。 发展要加快，但总体布局中有文化建设，包括文物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不注意、有意无意地损坏，都是违反整体布局要求的。
我想，在这一点上，一些地方、一些城市的领导并没有把总体布局的要求作为工作的指导思想。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把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哪里？ 很多人认为文化建设是软性的，没有衡量标准。 其实文物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得到保护？
一是不可移动文物和各级文保单位是否得到保护？ 另外，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城是否得到了保护？ 这些都是标准，都有自己的保护标准，但往往行不通。 他们把它们当作软东西，认为没有标准。 这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些保护都是有要求的。
记者：也就是说，是不是当地一些政客对文物保护不够重视？
张廷浩：我跟他们（当地相关领导）沟通过，他们都说文物保护确实很重要，但是我们还需要发展，总有一个“但是”。 谈话转向文物保护作为发展的障碍。 有的领导人抽象地肯定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却否认了文物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文物保护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张廷浩：是的，障碍就是这样一个观点，从长远来看是无法扭转的。
首先要解决的是思想认识问题，能否认真落实总体布局要求的问题。 再就是要依法行政、全面依法治国。 文物保护法不是任何部门的部门法，而是一部专门法。 有些人对待文物保护法，认为这是文物部门的事，与我们无关。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
因此，我觉得，缺乏严格的依法管理，是文物法人违法行为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物执法应实行垂直管理
记者：除了这些问题外，我们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文物执法中权力大于法律的问题仍然难以摆脱。 这是否与文物保护执法监管体系不健全有关？
张廷浩：接下来我想谈的是执法问题。 无论是执法检查，还是执法监督，文物部门缺乏专业的执法队伍都是事实。
今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由于这件事是一个大工程，而文物保护也是这个大工程的重要基础，所以不仅要依法行政，而且要按照规定进行监督。法律。 对因过失造成重大失误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但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骨气。 虽然有的地方设立了稽查机构，国家文物局也设有稽查部门，但文物执法监管队伍还不系统、不健全。 我过去曾在这方面提出过很多设想和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建立健全文物执法监管垂直管理的问题。 只有垂直管理，检查才能发挥作用。
记者：现在对于文物执法监管实行垂直管理的呼声比较多。 为什么进步进程如此缓慢？ 您知道相关部门目前正在开展哪些工作吗？ 瓶颈在哪里？
张廷浩：有进展。 其实，很多年前，当我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时，我就曾提出建立文物保护检查制度。
后来国家文物局开始重视。 2009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巡视司，已有人员编制和工作体制机制。 虽然整体垂直管理体系尚未建立，但邀请社会名人、民主党派、专家学者担任特约监督员等机制尚未建立。 虽然还没有落实，但毕竟已经取得了进展，包括现在的约谈机制、公示机制、以及将文物保护融入城市文明建设的考核机制，这些对于促进传承和发展非常有利的文物保护。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 文物是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看，我们是否可以在生态文明建设和文物保护方面嫁接一些机制和方法，或者借鉴一下，其中之一就是执法监督的垂直管理。
现在环保部和长城石雕就是这样。 我们还共同讨论过，比如将文物执法检查机制纳入环境保护部的检查体系和要求，作为环境保护部和国家文物局的联合检查任务。
记者：这些想法目前还只是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 是否可以付诸实践？
张廷浩：是的，只是讨论，并没有直接提出来。 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工作范围，如果交叉太多就不好。 但我认为这种方式符合综合执法、综合检查的方向，也就是说不是每个部门都有垂直检查组。 如果将多个检验任务和检验标准类似地放在一起也是可行的。
什么是文物？ 它也是国家资源，也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 那么从生态文明的角度来说，自然生态可以通过执法、检查来纵向管理，文物保护也可以做，对吗？
记者：您认为，建立文物执法检查垂直管理体系，不受地方利益干扰，有利于更好地保护文物？
张廷浩：对，为什么垂直管理有效？ 这是因为它不会受到当地条件的影响，这是机械要求。 该方案的核心是，保障巡查垂直管理体制可以依法独立行使巡查职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的干扰。
记者：我还注意到，2016年，国家文物局提出“十三五”期间要重点做好四件事。 一是严格追究责任，建立文物保护终身责任制。 这篇文章也被列入《全国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对此你有何看法？
张廷浩：当然会有积极的影响。 很多制度很好，但关键是看落实情况，解决管理不严、不管的问题。 懒惰、不负责任的治理会导致一些制度无法落实。 只要落实到位，就会产生效果。 如果不实施，他们也不会在意。 你会很幸运，每个人都会认为你只是说说而已。 如果你把只说话变成认真对待每件事，那么问题就会完全不同。
在防护业务部门，首先要防止他们接触高压电线，如有违法则进行处理。 第二步是“不”。 我们需要依靠各种机制来保证利益相关者不能参与这些活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那里; 再有就是不愿意违法，把文物保护上升到思想道德建设的层面，最终形成敬畏历史文化的氛围，让文物在社会上有地位和尊严。 有了这样的共识，我们不甘心被毁灭，需要教育深入人心，润物细无声。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营造全民保护文物的健康文化生态。
中国缺乏对“教师对教师制度”的认可
记者：除了执法检查体系的完善之外，我国文博人才队伍整体情况也比较薄弱。
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不可移动文物部门共藏文物4138.9万件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世界遗产50项。 全国博物馆总数也达到4692个。 相比之下，我国文物从业人员仅有13万左右。 可以说，文化博物馆人才总量不足，队伍结构不合理，人才素质也参差不齐。 对于这些问题你怎么看？
此外，今年3月1日上午，中国高校首个“文物保护修复学院”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成立。 以此为起点，培育更多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高水平新生力量。 您对文化博物馆领域人才培养有哪些好的建议？
张廷浩：文物事业的人才培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保护文物不仅仅是发现、考察文物，还要了解它们有什么疾病，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治疗。
如今，文物领域的专业技术队伍越来越庞大，人才越来越多，一些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 但从我们的教育来看，我总觉得缺少了一些东西。 有些东西不是大学教育产生的，而是师父带徒弟产生的。 这就是所谓的学徒制度。 我们缺少这个。
前段时间，《我在故宫修复文物》不是很火吗？ 许多年轻学生都喜欢观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我想无非就是以工匠精神修复文物的过程，具有浓厚的文化魅力。
我认识一位在芬兰学习机械制造的中国医生。 他告诉我，他回国后想报名去故宫。 他想用自己学到的机械制造技术和师傅一起修理钟表。 据说他已经通过了初选。
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是有些欠缺的，缺乏对教师制度的认可。 师范制度应被吸收作为国民教育的补充。
我们的文物系统缺乏好的工匠和蓝领工人。 现在文物系统中能认真修复馆藏青铜器、字画等文物的只有几百人，而我们馆藏文物超过4000万件。 我们面临的保护对象数量如此庞大，但具备保护技术能力的人却如此之少。 对比是巨大的。
我在履行全国政协委员职责时也提到过是否可以专门开设一所学院来培养这样的技术人才。 我想这是文物保护的迫切需要。
记者：这些都需要相应的配套政策跟上。
张廷浩：是的，比如说职称问题。 我们文物系统的职称该怎么办？ 过去，这是一个研究系列。 但显然他是一位技术精湛的技术人员。 如果硬要他写文章，就应该用他的文物修复成果来作为职称评定。 不能说标准仅仅基于研究系列。
我提出要有实习技师、技师、副高级技师、高级技师，以上的要有国宝级技师。 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文物保护的伟大工匠。 也就是说，各方面都要抓好，确保人才脱颖而出。 我国行业科研实力较强，但保护修复领域薄弱。 与考古人才相比弱，与保护对象相比更弱。 加强这方面的人才培养，这是当务之急。 我觉得，只要进一步呼吁，改革迟早会得到解决。
《文物保护法》修改需更加谨慎
记者：今年文物保护法将进行修订，此事备受关注。 此前公布的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例如，拟下放部分不可移动文物的拆除、搬迁、撤销权限，引起不少文物保护志愿者和学者的担忧。 对于这些争议，你怎么看？
张廷浩：《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化领域第一部法律。 立法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文物流失。 在文物事业的发展中，这部法律对于保证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我们提出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 同时，要下放或取消很多行政审批权。 这是为了提高效率。 手续太多、太复杂，肯定会影响效率。 从当前文物保护和依法管理的需要来看，此次修改文物保护法的建议也与时俱进。
我觉得有一些争论是很正常的。 不要害怕争论。 争论实际上是一个统一认识的过程。
比如你提到的一些不可移动文物，下放拆除、迁移、撤销的权限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担忧。 争议确实相当大，因为很多违反文物法的违法行为都发生在这个层面。
我的看法是，这些权力必须逐步下放。 这是一个趋势，但是什么情况下应该放权呢？ 这一定是因为全社会都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都依法保护文物。 在法制健全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去中心化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因此，在修改法律时，我们还是需要更加谨慎，多方面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