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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族的传承就像一件精美的古董，经过了很多代人的呵护和打磨，在漫长的岁月里默默积累。慢慢地，这份传承就像古董一样，会被包裹上一层深深的，圆圆的包浆沉稳而温暖，散发着古老的气息。古董是有形的，是没有品质的传承，看不到，摸不着，但却渗透到每一个家族子孙的骨血里，成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纽带。精神纽带甚至已经成为他们性格乃至命运的一部分。” 这是80后作家马伯庸的新书《古董局中局3：宝藏战利品清单》的序言。 《古董》系列的前两本书讲述了一个鉴宝世家的后裔许下一个愿望的故事。 第三本书时间回到民国，讲述了许愿爷爷徐一成守护东陵的故事。
马伯庸的演讲妙语连珠，文笔幽默有趣。 他以“伪考证”、“模仿”而闻名网络，粉丝极其忠诚。 熟悉他的人喜欢称他为“王子”，他则自嘲是“诚实的胖子”。 正如他在微博上的16个字介绍，他“简单而坚强，情绪多变，无事无忧，低调热爱当下”。 4月24日下午，他刚刚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预约，随后转发了行程公告，并附上评论“刚刚回到家，如果明天我在舞台上睡着了，说明时差还没有结束”。还没翻过来。” 他确实是一位朴素、低调、注重当下、有趣的作家。
本周日，他将带着自己的新书来到名人堂和华西报告厅，与文化界、博物馆界人士共同探讨文物、文学、历史的传承与价值。 在飞往成都之前，他接受了华西都市报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对古董的喜爱以及古董系列创作背后的故事。
戴着镣铐跳舞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那是民国十七年五月下旬，北京正值春夏之交，满城槐花盛开，此时天气渐热，疫病流行。端午节是最容易发生的，也是民间最忌讳的，避免遮窗、走动，不剃头、不晒床，希望端午节能够避邪，痊愈。所以老百姓称之为五月，到了这个月，你一定要邪恶一点。” 开篇第一段描述了一个坏人。 环境为后面几章的纠葛埋下了伏笔：军阀炮轰慈禧陵，巨额财富吸引各方目光。 有人施展神通，布下重重陷阱，有人挺身而出，拯救东陵……
如果创作现代小说，可以天马行空，但如果把故事背景设定在民国，就需要阅读大量史料，才能保证史实准确。 为什么作者要舍近求远，舍简单舍复杂，把叙事背景推到民国呢？ 马伯庸解释说，民国时期是盗墓最猖獗、古董最危险的时期。 军阀混战，赃物销往海外的渠道被打通。 乱世盗宝更加猖獗，出土文物更是遭到破坏和破坏。 “民国时期是从大乱到大治的关键节点，选取东陵发掘案为例，一方面是为了再现当时文物毁坏的灾难，另一方面是为了强调文物的重要性。”保护系统”。
前两本书，他保持着一年写一本书的节奏，而《古董3》的酝酿期又极其漫长，以至于粉丝催促他写“当我的头发长到腰际，如何关于送我一本《古董3》“。畅销新书的背后，是“在枷锁中起舞”的艰辛。“这本小说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不仅要保证史实的准确性，还要也是为了保证故事的精彩程度。 我不能胡编乱造，内容必须有理论依据。”马伯庸说，他不仅查阅了有关民国的古籍和文献，还从考古论文、民国报纸上取材，和军事史料，准备工作非常繁琐，倪方六写的《民国盗墓史》给了他很多启发。
如果你知道谁盗墓了，请报警。
在查阅史料时，马伯庸发现自己之前想象的很多事情都是错误的。 “比如东陵盗墓案，大家都知道孙殿英是罪魁祸首，我读了之后发现，东陵其实被盗了十几次，而孙殿英并不是始作俑者，也不是最猖獗的。”而这些都是以前不为世人所知的，请注意。” 合上书，他无奈地叹了口气：“盗墓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过程，而东陵则是中国文物史的一个缩影。”
“我们可以通过文物回到那个时代，真实感受到古代人们活动的氛围，这是通过阅读资料无法体会到的。” 除了查资料，马伯庸还经常去北京古玩市场潘家园和那里的人聊天。 聊天并聆听八卦和轶事。 他会很坦白的说出自己的身份，“我想写一本关于古董的小说，来这里学习。” 这些古董商爆料的非常热情，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比如报价规则是什么，如何冒充专家，谁买东西交了学费，甚至谁欺骗了古董商。 他把学到的古玩知识和听到的故事融为一体，作为写小说的素材。 书中的主人公徐一成虽然没有固定的原型，但身边有很多为保护文物而努力的古董商，也有传承文化而不求名利的情怀，这些都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古玩市场曾被批评为“盗墓贼的洗白场”。 他在这个市场里闲逛，熟悉古董生意的险恶世界。 他有没有和盗墓贼正面交锋过？ 马伯庸断然否认：“没有，我想知道谁盗墓了，我就报警了，我只是听到一些盗墓的故事。”
